Bronze era 青铜时代
记：
Ernest Miller Hemingway &
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
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他。平心而论，我说，他是有些太过多愁善感，以及优柔寡断。
在丁香园咖啡馆里，我们有葡萄牙牡蛎和冰镇白葡萄酒，这是巴黎的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午后。晚霞给对街的旧旅店镀上一层虚假的金色，保罗·魏尔伦就是在那家旅店二楼拐角的房间里死去的。他们发现他时，他桌上放着一封匿名信。
“酒精有害于我的脾胃。”司各特说。
“哦，得了。”我说，“别这么疑神疑鬼！只是一点点葡萄酒，不会杀了你。”
也许是上一次醉酒的悲惨遭遇把他变成了惊弓之鸟。你知道，他醉倒时满脸惨白，毫无血色，几乎像个死去的十字军小骑士倒在墓穴里。
这一回，他又喝了太多的甜葡萄酒，他醉了。醉后忏悔是他一向的保留剧目。他问我是否害怕死去，我说有时更怕些，别的时候又不那么怕。
“钱，该死的钱！”他状若痛苦地掩面，“我浑身上下都是腐烂的铜臭味。”
金钱的效用彰显在他身上，正有如魔障。他既无法对它的引诱视而不见，而又对自己的沉沦深感困惑。
一旦钱到手，他会一溜烟地把它们花光（更准确地说，泽尔达总有法子不动一根指头、让他乖乖替她把那些钱挥霍光。好像她生来就是为了挥霍的，而他生来就不会拒绝她似的）
当她开始新一轮的对于手头拮据的抱怨，他不得不往返奔波于报社、出版社，写一些庸俗而畅销的稿件用于偿还债务。通胀率把我们变成朝生暮死的物质奴隶，这是我们时代的通病。
他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去写那些他以为能更快赚到钱的东西，一些批量生产、精心修饰，而事实上一文不名的货色。他不该放纵他自己，把才华空耗在无意义的事情上。
作家并非笼中之鸟，但也应当懂得爱惜羽毛。如果身为作家，却不再拥有敏锐的洞察力，甚至不再敢于执笔写作，那么毫无疑问，他的生涯到此也就终结了。充其量不过是在棺中舞蹈的死尸。
我时常回忆起我们的初次会面。事实上，那并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。酒馆里已经有我的几个朋友等在那里。也许是珀金斯或者其他什么人，站起来，向我引荐说：“这是司各特。司各特·菲茨杰拉德。”
我才注意到他。他中等个头，金发，有着从南卡罗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的所有男人都会妒忌的鼻梁，以及鼻子下面那在我看来更适合放在姑娘脸上的嘴唇。要说他英俊，倒不如说是漂亮。像是人人都该读过的小说《漂亮朋友》里的男主角。
他太过出众的外表导致我对他先入为主的偏见。我料定他是个拿腔拿调的花花公子式的人物，对他并没有多好的第一印象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外表是会蒙骗人的。事实上，他是在当时堪称稀罕的正派君子，为人诚恳，单纯有余。
有段时间，我们往来相当密切。但我的无心之言常常轻易地挫伤他的自尊心。我也偶尔反思这一点：我是否待他过于苛刻。我了解他的秉性，他如果无法从旁人那里获得足够的认可，他就怀疑他的作品的价值，进而怀疑他自己的才能。
我并不否认他的才能。他曾经写过一些不错的短篇小说，以及像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这样确实值得长久流传的长篇作品。他才华横溢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按理说，他的道路绝不应该止步于此，除非路上有着难以排除的障碍。
——她的妻子是亚拉巴马州驰名的美人，驰名的程度绝不亚于卡拉维拉斯的跳蛙。她有一头动人的金发，后来毁于一次极为失败的烫发。
作为妻子，泽尔达显然并不称职。她是个恶毒的精灵，她尽其所能地扰乱司各特，使他不能安心创作。但是她懂得玩弄一些卑劣的伎俩，使他时刻处在患得患失之中，寸步不敢离她而去。
她时常无情地贬低他，声称他的作品一文不值，他本人也不可能讨到任何女人的欢心。如她所愿，这些话令他一蹶不振。
谁都看得出她的舌头被谎言之神附了体，可怜的司各特，只有他还对她言听计从，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我曾不止一次警告过他这一点，但他认为我的话荒谬绝伦，几乎是一派胡言。
“相信我，司各特。”我说，“泽尔达不吸干你的最后一滴血，绝不肯罢休。她嫉妒你嫉妒到发狂，她想要把你毁了。”
“这不可能。她体贴入微，又让人省心，和她相处总是愉快的。”他说，“更何况，我自诩没那么软弱，不会轻易让女人把我毁灭。”
他太高看他自己。她毁灭他的一种方式就是：让他把软弱当作一种不自知的习惯。
“看来她把你给蛊惑了。”我说，“不得不承认，她真有蛊惑人心的魔力。她像海妖似的在你枕边唱歌，你的小船要是撞上暗礁沉没，她会在暗中窃笑的。”
“蛊惑！不要说得这么难听。”他显然对我的说辞有些不满，“冥冥中有一种力量，促使我们相互吸引。”
他不喜欢我新写的那篇和非洲狩猎有关的小说。他认为里面掺杂了我对他恶毒的嘲讽。我不否认其中包含讽刺的意味，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让他明白，我绝无恶意。
“你该要了解这一点，”我说，“能够决定你作品价值的，不是出版社、也不是评论界。司各特，而是你自己。你要给自己足够的心理暗示：这件事必定会做成，一定能做成。你必须有这样一种信念。”
“欧内斯特，你说的对。”他摇摇头，“但我不是你，我也绝无法成为你。”
那时我不太理解他话中的含义。我费了一番口舌向他解释他不必成为我、而应该成为他自己。时隔多年，我终于为当初的轻率而深感懊悔。
那段时间是他事业的低谷期。曾经他的“一夜成名”有多轰动一时，现在他就有多落魄、多寂寂无名。而这是他所无法忍受的。因为他在喧闹的晚宴上待得太久。他享受那种气氛，享受万人追捧。一旦宴会结束，他就感到无所适从。
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，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他的写作计划，前往北部山区的疗养院。我去探望他，轻易从他脸上读出沉痛和疲倦，但他竭力表现得愉快。
“欧内斯特，”他说，“也许你是对的。泽尔达确实病了，但我会想想办法，另请一位高明的医生把她治好。到时候，一切都会好转的。”
那时候，他对未来所抱有的看法依然是积极乐观的，看不出自暴自弃的任何先兆。这是他一贯的作风：他总是先看到世界美好的一面，而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它真实的一面。
“我记得你喜欢钓鱼——等到明年夏天，我们可以再去一趟法国乡下。带上威士忌去里昂，我们把附近的河钓一个遍。”他说，“我看了你写的那个与大鱼搏斗的故事，再精彩不过。老实说，我多希望将来我笔下也会有这样一个人物。”
他一向对我的作品赞赏有加，自始至终我明白这一点。作为礼尚往来，也许我本该给他更多正向的评价。我却没有那么做，因为我坚信他最伟大的著作，是他还未写成的下一部著作。在此之前，一切恭维都显得太过苍白无力。
如果他的生命不那么短促，也许他会写成的。一直以来，我都这么相信着。但酒精背叛了他，使他在过早的年岁命丧黄泉，那是他的不幸。而我的枪始终忠实于我，它给予我这样一种权力：何时我开始变得软弱，何时我就用它来让自己寿终正寝。
“我们奋力前进，如逆水行舟，注定要不断退回过去。他失去了飞行的能力，因为他对飞行的爱已经消逝。他只能回忆自己此前，如何踏水无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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